1965年冬，成都永新巷7号，一场普通电影放映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。小礼堂里新片照常放映，观众却寥寥无几。彭德怀看了几次，心里觉得不对劲，便在党小组会上提出：“是不是专门为我放的？”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，对这种特殊照顾十分敏感。 他随即要求停止这种安排。彭德怀的意思很明确，机关里的公共活动不能围着个人转，党员干部更不能脱离群众。后来，小礼堂恢复公开售票，机关职工和家属都可以购票入场。事情不大，却反映出彭德怀到西南后对工作作风的要求。 当时的三线建设，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搬迁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国际形势紧张，中央决定把加强国防、建设战略后方放在重要位置。西南地区腹地较深，资源丰富，山地众多，适合布置一批关系国防和工业基础的重要项目。 中央看中的，正是彭德怀身上那种敢于到现场、敢于碰硬、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。问题在于，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懂工业。接到通知时，他直截了当地表示，自己会带兵打仗，却没有主持工业建设的经验。 这份顾虑并非推辞。三线建设投入巨大，项目分布又广，涉及矿产、交通、机械、冶金和能源等多个方面，一旦判断失误，损失很难挽回。彭德怀担心的，是自己外行办外行事，反而耽误国家的大工程。 9月11日，彭真代表党中央同他谈话，希望他到西南抓大三线建设。彭德怀一度没有接受，还写信说明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提出到农场劳动，以普通劳动者身份生活。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后，毛泽东决定亲自同他谈一次。 1965年9月23日，中南海颐年堂，毛泽东与彭德怀见面。两位老战友多年未曾这样长谈，毛泽东见到他后，先说：“几年不见，你显老了。”彭德怀仍是直来直去的性格，谈话很快转入正题。 毛泽东分析了西南的战略位置，指出那里资源和地形条件都具备，建设任务虽然复杂，却大有可为。彭德怀仍强调自己对工业陌生，毛泽东便劝他不要把三线建设只看成技术问题，关键还在于组织、判断和现场作风。 这次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。毛泽东希望他先把西南的情况摸清楚，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，必要时还可以重新带兵。彭德怀听到这里，态度终于松动，表示愿意服从安排，到西南去工作。 临行前，毛泽东特意提醒他：“组织上考虑让你做第三副主任，到那里以后，要和三位顶头上司搞好关系。”这句话让彭德怀有些疑惑。他此前并不知道具体分工，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到西南后并不是单独负责，而是要在既有领导体系中开展工作。 这三位负责人，分别是大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、常务副主任程子华，以及第二副主任阎秀峰。所谓“顶头上司”，并不是私人关系上的高低，而是三线建设机构中的工作关系。彭德怀要做的，是把自己的军事经验放进一个复杂的工业建设体系里。 11月30日，彭德怀抵达成都。住处是一处并不宽敞的平房，会客室正面挂着他亲笔写的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卧室床头，还放着毛泽东早年赠送的一张签名照片。生活布置很简单，工作安排却很快紧张起来。 李井泉长期在西南工作，熟悉四川及周边地区的情况，解放战争时期也曾参与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。程子华有丰富的军政经历，1934年率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双手负伤，留下终身残疾，但并未因此离开重要岗位。阎秀峰则长期从事地方工作，对四川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较为熟悉。 三人经历不同，工作侧重也不一样。彭德怀到任后，没有摆出元帅架子，而是要求各部门负责人逐一汇报。连续五天，他边听边记，遇到关键问题便追问细节，还拿着地图核对厂址、交通和资源分布。 面对工业部门的干部，他说：“我没有搞过工业，是来学习的。”这句话并非客套。彭德怀很清楚，战争年代形成的指挥经验，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工厂和矿山里，但对现场情况的重视、对数字和责任的追问，仍然可以发挥作用。 攀枝花钢铁基地，是他特别关心的项目。彭德怀多次前往现场，询问地质勘察、道路运输和防灾安排。他问负责人是否向当地群众了解过山洪、泥石流以及雨季变化，要求建设方案不能只停留在图纸上。 有人汇报说，前期勘探已经查明了山沟、平坝和岩层情况。彭德怀听完后强调，指挥干部必须到现场，只有亲自看过地形，方案才不会脱离实际。对三线建设来说，厂房能否建成固然重要，能否经受复杂自然条件，同样不能忽视。 到西南后的七个月里，彭德怀走访了约20个县市和15个工矿企业。他不熟悉工业术语，就从基础资料学起；不了解地方情况，就到基层询问。那间小礼堂是否为他专场放映，只是一个细节，却也成了他重新进入工作岗位后，对身边人提出的第一道要求。 特别
